在前苏联，列·列昂诺夫是与米·肖洛霍夫齐名的大作家，20年代成名，创作历程几与20世纪相伴始终，在长、中、短篇小说及剧本、政论等领域里，都留下了重要作品。但在他的全部创作中，《俄罗斯森林》——前苏联第一部获列宁文艺奖的作品——则堪称其代表作。
按体裁分，《俄罗斯森林》是一部长篇小说，很复杂，以致难于归类。有人说它是一部生态小说，也有人说它是一部哲理小说——都有道理，但似乎都不尽其然。这部小说之所以直到今天仍不失其价值和意义，原因即在于它不是单纯为写森林而写森林，而是通过“俄罗斯森林”的历史命运，写出了两种道德观、人生观的激烈斗争。小说中的森林，已然不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物，而是衡量人的道德的一杆标尺，是一块鉴别真伪、善恶、美丑的试金石。大自然——森林——犹如一面镜子，照出了人的美丑妍媸。所以，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，乃是其最核心的主题之一。
应当说，这不是一个很新鲜的题目。在俄苏文学史上，按这条线索回源反溯，当能形成一个传统。列昂诺夫的独特之处，在于他通过森林这么一个小小的支点，撬起了一块困惑着当代人类的大石头：人类在地球上的继续生存究竟取决于什么？如何才能部分或全部恢复生物圈与智力圈的平衡状态？如何才能弥补现代社会中科技进步与道德进步之间愈演愈烈、愈形尖锐的剪刀差？生态危机究竟是自然的危机、还是人自身的危机？等等。所有这一切问题的提出，使得“森林”成为最具有现代意义的一部小说。当代俄国作家几乎毫无例外地选择这一问题作为创作主题。所以，说他们在某种意义上，都来源于“森林”，当不是一种夸张。
促使列昂诺夫关注森林问题的契机，来源于生活本身。小说的骨干情节，围绕着一场旷日持久的林学论战展开，而这，是有现实依据的。原来，在俄苏林学界，历来奉行一种被称为不间断的森林开发原则，它的要义是：森林是年采伐量不得大于年增殖量，其目的在于保证森林资源不致因滥砍滥伐而耗竭。当年在十月革命后，在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签署过的一项森林法中，早已明确地把这种在俄国林学界一贯采纳、奉为传统的原则，规定为苏联森林采伐的根本原则。但从30年代开始，这一原则却遭到了一些人的怀疑和否定。在工业化的最初几年，特别是在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，国家造纸业对木材的需求量急剧增加，为此，曾一度取消禁令，实行所谓向后代“借用”森林的办法。一些别有用心的蛊惑家，借着极“左”思潮盛行之机，大肆煽动，把这种传统的森林采伐原则说成是“地主资产阶级”的，鼓吹“向自然索取，是我们的任务”。战后，这一问题再次引发一场大论战，争论双方相持不下。这时，有两位林学家，感到自己很难说服反对派，于是，决定请求素以热爱大自然著称的列昂诺夫出面，写一部有关森林的小说，以澄清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认识。列昂诺夫果然不负厚望，精心结撰，历时两年，终于写成了这部以森林为题的小说，一举扫除了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认识。
从创作的角度看，这部小说的触媒似乎源于一种理念，因而，恐怕会担心它会流于概念化，但读过全书，你会确信，实情并非如此。作家通过主人公维赫罗夫和格拉齐安斯基的对比，形象地、多角度多层次地发展了森林主题，就中探讨了一系列具有全人类意义的哲学伦理问题，诸如人道主义与进步、人生的目的和意义、幸福的含义、真假爱国主义等重大问题。小说通过它那严密的形象体系，表明在书中人物之间就森林问题而展开的冲突，不单是一场关于保护还是耗竭国家资源的斗争，而是生活的创造者和破坏者、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和虚伪的利禄小人、大公无私的科学真理的捍卫者与自私的个人主义者之间的斗争。小说表明：森林，作为一种幸福的工具，作为一种自然财富，它不属于某一代人所有，而是人类的子孙万代所共有。因此，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将其据为己有，巧取豪夺，使之成为满足个人私欲的工具。社会主义不仅是人际关系的革命，更应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场变革。人与自然的和谐，是人类未来的保障。而科技进步，只有与道德进步相伴随，才是真正的、符合人类根本利益的进步。
在笔者写作此文的这些天中，电视报道了北京林学院学生自发看护临产的大雁的事迹，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。而此文所写到的《俄罗斯森林》，写作和问世差不多已有将近半个世纪了，由此可见：“书不是女人，老了就不行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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